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《决定》提出:“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”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,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,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。
要加强良好家教家风建设,充分发挥其涵养道德、厚植文化、润泽心灵的德治作用,就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文化滋养。从古人的家教家风故事中学习蕴含其中的丰富人生智慧,传承重家教、守家训、正家风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。
有“包青天”之誉的北宋名臣包拯,一生廉洁奉公,刚正不阿。他在晚年为后世子孙留下一条家训,规定“后世子孙仕宦,有犯赃滥者,不得放归本家;亡殁之后,不得葬于大茔之中。不从吾志,非吾子孙”,以此告诫后人要清廉刚正,不可贪赃枉法。包拯还在其下押字又云:“仰珙刊石,竖于堂屋东壁,以诏后世。”“珙”者即包拯的儿子包珙,他让儿子包珙镌刻在石上,竖于堂屋东壁,进一步警醒子孙后代。包拯的这则家训是他对子孙的告诫,不仅凝聚着包公的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的刚正风骨,还教导后世子孙处世为人,坚守清廉刚正的家风。
北宋宰相司马光是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与历史学家,主持编撰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《资治通鉴》。司马光不仅个人取得极高成就,再教育后辈上也付出极大心血。他严于教子,很注重培养女自律自立意识,写有传诵至今的《训俭示康》。他在《训俭示康》中训导其子司马康要学习春秋季文子、宋代张知白的节俭之道,要以西晋何曾、石崇因奢侈而败家丧身的教训为戒,牢记“由俭入奢易,由奢入俭难”,在《温公家范》中,司马光告诫天下的父母,真正的爱是要教会子孙“以德以礼”,“以廉以俭”。在司马光的教育下,司马康养成了清白高洁的品性。《宋史》记载他“为人廉洁,口不言财”,“途之人见容止,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”。他俭约修身的家训代代相传,直至今日。
曾国藩,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,他与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张之洞并称“晚清四大名臣”,中国近代政治家、战略家、理学家、文学家。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相当重视,他所写给家人的书信被编撰为《曾国藩家书》,告诫后辈应孝顺友爱,勤俭用功,读书明理。他教育儿子要成为“读书明理之君子”。咸丰六年(1856年)九月二十九日,他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说:“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,余不愿为大官,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。勤俭自持,习劳习苦,可以处乐,可以处约。此君子也。”曾国藩良好的家风对于后代影响深远,两百多年来,曾氏后裔有成就的多达200余人,大多成为学术、科技、文化领域的精英,实现了曾氏“长盛不衰,代有人才”的遗愿。
重家教、守家训、正家风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。家风是一种无言的教育,家训是一种无声的嘱托,家风家训是一个家庭的行为准则和传统风尚,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。从古人的家训家风中获得修身律己、崇德向善的精神力量,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,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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